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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那一代知青的不解情緣
發布時間:2011-09-07     來源:

◎王寶湖*

2009年,通遼市政協編輯出一部關于“文化大革命”期間知識青年來通遼市(1999年8月前稱哲里木盟)農村牧區上山下鄉的文史資料專輯《青春洗禮》(通遼市政協文史資料第15輯)。收錄的文章,以知識青年的回憶為主,也包括當年的負責同志,帶青干部、老房東、“知青”辦的同志在內所寫的文稿,然后按年代進行編輯,力圖全面客觀地反映這一重大歷史事件的來龍去脈。我也算是這一重大歷史事件的親歷者,也和那一代知識青年結下了深厚的友誼。作為該書主編,在具體組織征稿編輯過程中,情不自禁地回想起我與那一代知青幾十年間的不解情緣。

關于知識青年在通遼上山下鄉的資料,在《哲里木志》和《通遼市志》(指縣級通遼市,現為科爾沁區)、《開魯縣志》、《扎魯特旗志》、《庫倫旗志》、《勝利農場志》等志書都有記載。《哲里木志》大事記載道:“從1968年開始,全盟大張旗鼓地動員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到1970年,全盟農村牧區共接受天津、北京、浙江、上海等地下鄉知識青年19170人,分別安排到全盟9個旗縣市的農村牧區。盟市城鎮共動員25800名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到1979年,全盟先后安置天津、北京、浙江、上海等地知識青年19101人,安置盟內下鄉知識青年25571人,使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和回城安置工作基本結束。”我所回憶的與知識青年的交往,只是在通遼數萬知青蹉跎歲月的一個片段,是這一群體所走過路程的一個縮影。

上小學時,開始聽說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

早在“文革”之前,我在讀小學的時候,就通過報紙、廣播知道了毛澤東主席1955年就發出過“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在哪里是可以大有作為的”號召,知道了邢燕子、侯雋等從城市到農村發奮建設新農村,成為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典型。而更大規模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則是毛澤東主席1968年12月22日發表了最新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說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畢業的子女送到鄉下去,來一個動員。各地農村的同志應當歡迎他們去。”毛主席這一號召,成為億萬初、高中畢業生上山下鄉的動員令,并歷時10年,形成規模空前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

作者(中)和《青春洗禮》編委會的同志在一起

知識青年是一個特殊年代特殊群體的特殊稱謂,是特指那些具有城鎮戶口,持有商品糧供應證的初、高中畢業生。那些本來也是初、高中畢業生,但不是城鎮戶口,不吃商品糧的農村牧區學生卻不稱之為知識青年。不管他們的文化程度多高,表現多好,都不稱之為知識青年。因此,安置選調上也就不同,這種不同和差別也是那個時代的特征之一。后來隨著回到自己家鄉的農村初、高中畢業生的增多,安置選調等問題也提出來了,因而把這部分人稱為“回鄉知識青年”。知識青年問題不僅僅是城鎮上山下鄉初高中畢業生的問題,而是全體初高中畢業生的社會問題,由一個群體的問題發展成為一個全國的社會問題。我小學時的老師張利就是初中畢業后回到家鄉當了民辦教師,一個人教三個年級的學生,算術、語文、音樂、體育一個人全教。就是這樣,他也沒有被稱之為知識青年,至今還是一個地地道道的農民。我的家兄王寶山是1968屆高中畢業生,是我們村的第一個高中畢業生,就是這樣一個真正的高中畢業生也沒有人稱他為知識青年,回來就回來了,和村里的其他同齡人一樣干農活記工分分口糧。當時,村里這樣的年輕人只有一個,也需要這樣的年輕人,就安排當了民辦教師。后來轉為公辦教師,又通過考試選調上了大學。這種情況不是個別的,而是整個社會的普遍現象,它是一個時代的產物。

1969年起,近距離地接觸了下鄉知青

我第一次見到真正的“知識青年”,近距離感受他們的生活,是在1969年冬天。那時,我在奈曼旗章古臺公社紅星中學上初中。所謂的初中也就是原來的紅星小學加設了初中班,叫“戴帽中學”,每天都要走5里多路去學校所在地紅星大隊上學。路過紅星大隊時經常看到從天津市來這里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他們的口音、衣著、舉手投足都和我們不一樣。那時,我們只有十四五歲,看他們就像看一臺精彩的文藝演出一樣愉悅。首先是他們的“津腔”引起了我們的濃厚興趣,尤其是“干嘛呢?”、“嘛事?”這些話,至今都是我和天津同學見面時要說的話語。還有他們的衣著我們從未見過,就是到了冬天,他們也很少穿棉衣,褲子都是制服褲,褲腿較瘦較緊,類似今天流行的牛仔褲。他們男女生三三倆倆地走在一起,有說有笑,這使我們感到不可思議。更讓我們大開眼界的是,他們既會唱歌跳舞又會打籃球,他們唱的歌就像我們從收音機聽到的歌曲一樣好聽。所有這些,都使我們連火車是啥樣都不知道的農村孩子長了見識,各地知識青年離開城市奔赴哲盟農村感到他們中間真是有能人呀!他們的到來給文化教育比較落后的邊遠農村牧區帶了嶄新的氣象。這是我對知識青年的最初印象。

1971年4月,我來到通遼師范學校上學。5月下旬,學校組織我們到金寶屯農場勞動,在這里我們見到了來自浙江、上海、天津等地的一大批知識青年,他們的口音、衣著各異,真是一個多彩多姿的世界。這些男女青年按部隊的編制形式分成營、連、排、班,下田鏟地時,排著整齊的隊伍打著紅旗統一出發。休息時,大家圍坐在一起唱著歌放飛理想。吃過晚飯之后,有的看書學習、有的打籃球、有的唱歌、有的畫畫、有的拉小提琴等等,整個農場洋溢著青春的活力。為了防止蚊蟲叮咬,有的知識青年用紗布做成蚊帳支起來。一天的勞動結束后,不管多么累,每人都打來一盆水沖洗全身,一來講究衛生、二來消除一天的疲勞。所見到的這些日常生活中的點點滴滴,對生長在農村牧區的我來說都算是新鮮事,它向我們傳遞著現代文明。我現在的一些習慣也是在那時學習養成的,我們覺得他們的生活方式很文明、很科學。

1972年,通遼師范學校招收了第一批工農兵學員。這些同學都是從北京、天津、浙江等地來哲里木盟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以及哲里木盟籍知識青年,包括一部分回鄉知識青年。也正是從這時起,上山下鄉知識青年開始了大規模選送上學、進工廠商店工作,開啟了去大學讀書,到城鎮從事非農工作的大門。這一屆同學中有一部分是老高中畢業生,還有一些同學有文體方面的專長。有不少同學是盟隊、省隊的主力隊員,有的還參加過全國的比賽。那些有專長的同學大部分來自北京、天津、浙江的知識青年,還有一部分哲里木盟籍的上山下鄉知識青年,可謂是人才薈萃。學校按文、理科,文藝、體育專業分班。當時學校的教學設施、師資力量、開設的課程等滿足不了他們的求知欲望,不要說進行標準化教學和訓練,就連正常的教學訓練也難以保證。比如說,籃球訓練,沒有室內籃球館。在寒冷的北方,冬天就無法進行訓練,學校只好在大禮堂內安上一副籃球架,待同學們吃完飯之后定期使用。盡管如此,同學們還是利用一切時間一切條件刻苦學習,爭取一流的學業成績。那時,盟里的一些重要文藝會演和體育比賽經常在通遼師范舉行。所以,我們有機會和條件經常看到這些同學參加全盟的比賽。在國家急需各方面人才的那個年代,有的同學入學不久就被學校直接安排給低年級或市內中學去代課。不少同學畢業之后就留在學校當了老師,有相當一部分同學分配到了黨政機關和事業單位,到了中小學教學第一線的也都成為教學骨干。這些同學與時代同步前行,在以后的歲月里不斷尋求新的發展、學習新知識、接受新思想,擔當起了歷史重任,成為教學能手、學科帶頭人、文學家、藝術家、體育教練、企業家,有的還擔任了重要的領導職務,為國家各項事業的發展做出了貢獻。

在開魯縣和天津知青朝夕相處的日子

1973年10月至1975年10月,我被派到開魯縣北興公社宏盛大隊擔任了盟委工作隊副隊長、隊長。在近兩年的時間里,我和天津的十幾位知識青年朝夕相處,親身感受了他們的生活。戴剛同志是工作隊帶隊領導,他是一位善于做青年工作,熱心培養使用青年人的領導同志,在帶隊期間他滿腔熱情地關心支持知識青年的成長。1968年8月,宏盛大隊根據縣里統一安排,共接受了30名天津知識青年,后從外地調來1名。到1973年11月,五年之內先后有20名知識青年選調上學或到黨政機關、事業單位、企業工作。我們去時,沒走的知識青年仍然是一個集體戶,住在大隊院內。院內有兩排土磚混建的房子,東側為知識青年集體戶,小賣店和縫紉鋪,共計七間房子;西側為大隊部、會計室、會議室共計七間房子。知識青年集體戶占用5間房子,男生住兩間,女生住兩間,一間為廚房。集體戶的戶長叫劉居,是一位二十七八歲的天津姑娘,說話慢條斯理,心中有數。她就是這十來個人組成的大家庭的戶長,像老大姐一樣管理著大家的日常生活,大家也很尊重她,整個集體戶真是一個和諧的大家庭。在這個大家庭中,年齡最大的就是劉居,年齡最小的是趙嘉健,男生,23歲。集體戶的生活也和當地農民沒有什么兩樣,他們照樣下地干活掙工分,年終按工分分紅,除了掙回口糧外,還能分到一些存款。他們還養豬養雞,以此解決食用油和改善生活。大家輪流做飯燒炕喂豬。有些活,他們在天津可能見都沒見過,更不要說去做了。由此可見,隨著他們社會角色的變化,生活方式也發生了變化。這些活雖說是日常零活,但對于他們日后成家理事,以至于管理一個部門、一個地區都是十分有益的。這種社會組織形式與農民一家一戶的生產單位從形式上沒有多大的區別,但就其內部成員構成以及各成員的思想觀念、管理模式有著本質的不同。這樣一種烏托邦式的社會組織,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無論對鄉村發展還是對那一代人的成長都起到了重要作用,產生了重要影響。

知識青年分赴哲盟各旗縣農村牧區

在近兩年的工作接觸中,我們對知青們加深了了解,充分發揮他們的優勢和作用。在生產隊班子建設、安排學校教師、推廣先進技術、廣播宣傳、文藝演出等方面都積極向大隊黨支部建議推薦他們參加,在實踐中積累經驗、增長才干。有的當了團支部書記、生產隊長、婦聯主任、婦女隊長、學校教師等,上級抽調人員時,也盡量安排他們去,為他們的選調成長創造條件。在同他們的交往中,我感到他們是一個有著同一價值取向、生活目標、人生追求的群體。他們有知識、有理想、不迷茫。那時,他們十幾個人中最大的已是二十七八歲,最小的也已是23歲,沒有一個結婚成家的,沒有一個公開談情說愛的。雖然提倡晚婚晚育,可他們也都到了戀愛結婚成家的年齡。現在回想起來,盼著選調可能是其中的一個重要因素。那時,無論是選送上大學,還是選調進工廠企業,一個重要條件就是未婚。因此,一個人把對另一位異性朋友的愛慕之情深深地埋在心底。通過對知識青年在農村這段時間的理性分析,我們就會發現,這一時期正是他們的青春發育成長階段,無論是生理還是心理都處在快速成長發育時期,是求知欲最強思想最活躍的階段,也正是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形成的階段。在這樣一個人生階段,一方面從城市到鄉村巨大社會生活反差的磨練,他們學到了在城市、學校、課本里學不到的知識,成熟起來了;另一方面,各種信息、社會各群體的影響以及青春期的性格特點,人的生存需要、人生目標的追求、求知的渴望、戀愛婚姻、回報父母、實現自我價值、奉獻社會、處理社會各群體的關系、應對來自社會的壓力等都是面對的現實問題。

在那個特殊的年代,不可避免地出現這樣那樣的問題,問題也由一個群體的問題發展為整個社會的問題,以至引起了毛澤東主席的關注,并在1973年4月提出統籌解決。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從上到下成立了“知識青年工作辦公室(五七辦)”專門負責知識青年工作,并從黨政機關和事業單位選調一部分干部做帶青干部,這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中發揮了一定的作用。也就是這一年的冬季,我第一次見到了帶青干部、公社的“五七”助理,也是第一次知道了帶青干部和“五七”助理的職責。帶青干部就是在一個公社或一個大隊,選派一名國家干部幫助管理、協調知識青年生產生活中的相關事宜。“五七”助理就是在公社專門設立一名干部負責知識青年工作。實際上是通過這些措施加強黨委對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的領導,以保證這項工作順利進行。

教育學院的“知青”同事和通遼師院的“知青”同學

1976年,我到教育學院參與組建工作。教育學院剛剛組建,急需一批教學和研究人員。9月份從通遼師院分來了5名工農兵大學生,他們都是上山下鄉知識青年和回鄉知識青年。再加上教研室、教干校原有的知識青年選調上大學畢業分配的17名工農兵學員,共22名,占到全院教職工總數的70%,而且年齡都在27~31歲之間,成為學院的中堅和骨干。從這個數字中可以看出,這是一個時代不可逾越的一代人,在社會這個大舞臺上總要有他們的合適角色。不僅教育學院如此,其他機關、單位也是這樣。只是一些領域多一些,一些領域少一些;一些社會層面多一些,一些社會層面少一些而已。從城市到農村、從機關到學校、從各級領導班子到工廠農田,都有知識青年用自己的汗水書寫著歷史,用自己的勞動創造著新的生活,用自己的腳步踏印著人生的軌跡。

1978年,我參加“文革”后全國高考的首次統一考試,錄取到通遼師院數學系漢班學習。我們班級共有52名同學,其中上山下鄉和回鄉知識青年27名。他們是:孫景生、殷文慶、趙國、謝三華、張萬庫、楊紹華、李廣全、岳文剛、于瑞祥、程金城、王玉生、許雅鳳、郭雅杰、杜學紅、俞曉秋、顧家華、曹靜、朱俊方、袁曉光、張海、劉志、楊正宇、張校平、張建軍、李長富、單偉勛、高英中。其中,天津知識青年7人,北京知識青年2人,浙江知識青年1人,哲里木盟知識青年17人,哲里木盟知識青年中城鎮下鄉知識青年9人,回鄉知識青年7人。從這些數字的分析中可以說明這樣幾個問題:

一是知識青年占了班級總人數的54%,成為班級成員的主體,因而他們的思想、行動對整個班級產生著重要影響;

二是城鎮上山下鄉知識青年占班級知識青年同學的70%,遠遠高于回鄉知識青年同學的總數。城鎮上山下鄉知識青年同學的思想、行動在整個班級處于核心位置。

三是農村牧區學生考入大學的比例低。說明農村牧區青少年接受的文化教育程度低于城鎮,不是在同一個起跑線上參與同一水平的考試競爭。農村牧區無論是教學設施,還是師資水平都遠不及城鎮學校。

班級班委會、團支部都是民主選舉直接投票選舉產生,班委會中5名成員全部都是上山下鄉知識青年。這些同學有在比較艱苦生活環境磨練的經歷,積累了一定的社會經驗,更加珍惜來之不易的大學生活,他們學習刻苦、辦事認真、對人真誠,起到了很好的帶頭作用,引導班級形成了良好的學習風氣和班風。團支部中有4位是上山下鄉知識青年,大家都熱心地為同學服務,發揮了凝聚人心、團結同學、互幫互助、共同提高的作用。正是這樣一個班集體,得到了學校、系里的充分信任,一些重要活動、艱巨的任務都交由我們班去完成。學校的防空洞、柏油面籃球場等都是我們班修建的。防空洞成了學校的地下貯菜庫,兩個柏油面籃球場是學校第一個黑色地面籃球場。

在文藝體育活動方面,這些知識青年同學成為了學校、系體育隊和文藝隊的骨干。程金城、于瑞祥等同學曾是哲里木盟京劇團的主要演職人員。程金城是《紅燈記》中李玉和的扮演者,于瑞祥是京胡演奏員。杜學紅的芭蕾舞表演水平相當專業,至今都是那樣的優美嫻熟。郭亞杰每年的校運動會都要為系里拿到相當數量的分數,為系里爭得榮譽。這些同學都是全面發展,品學兼優,走上工作崗位之后都非常出色。我們還在每周六利用一個小時的時間學唱歌曲,顧家華同學擔當起業余教員,教同學們唱歌識簡譜。《歌唱祖國》、《洪湖水、浪打浪》、《年輕的朋友來相會》、《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尼羅河畔的歌聲》、《軍港之夜》……,美妙悅耳的歌曲至今都使我們難以忘懷,時常唱唱回味當年的美好生活。

團支部書記俞曉秋是浙江省新昌縣知識青年,瘦小的身軀架著一副白色高度近視眼鏡,經常穿一身退了色的藍勞動布工作服,梳著短發。別看她瘦小,可是干起活來非常認真賣力,一點也不比別的同學差,當時已是兩個孩子的媽媽了,在班級真像個老大姐。在學業上,也非常的刻苦認真,學習成績很好。給我們印象最深的還是她的浙江話經常讓我們聽不懂。在和我們交流時,她盡量說普通話。在和大家交流時,說話直截了當,不拐彎抹角,做起事來釘是釘鉚是鉚,從不含糊。她在女同學中起到了核心作用,把大家團結在一起。王玉生,是北京下鄉知識青年,上學時家里比較困難,四口之家,愛人還沒有工作,領著兩個孩子生活在扎魯特旗香山公社大白音寶力皋大隊。他的穿著和當地的農民沒有什么兩樣。最引人注目的是他使用的鐵茶缸,白色漆面上寫著“廣闊天地大有作為”的紅字。茶缸都已掉了一些漆,缸的內壁沾了一層紫紅色的茶銹。每天他都拿著茶缸到水房打上開水拿到教室邊看書寫作業邊飲用。他的生活非常有規律,晚自習結束時,大家叫他一同回宿舍,他看看手表還差幾分鐘,就對同學們說:“還有幾分鐘呢!”接著他又會朗讀英語或作習題。這些同學就是這樣克勤克儉,如饑似渴,爭分奪秒地用知識武裝頭腦,使自己在原來歷練的基礎上更加有力量,以應對人生更大的挑戰。

1982年畢業時,一部分知識青年同學申請分配到了北京、天津和浙江,還有一部分同學在哲里木盟工作了幾年之后,到1995年全部調回了北京、天津。近兩年,同學們之間的聯系多了起來,有的已退休。他們的子女也都超過了當年他們下鄉的年齡,已經結婚成家。他們的子女的經歷、知識結構、接受的信息、受到的教育與父輩們相比,不僅有量的不同,更重要的是質的不同。兩代人有代溝有溝通有差異有理解,在“理解萬歲”的旗幟下共同創造著新的生活新的天地。

當年知青對“第二故鄉”割舍不斷的情懷

1998年,我到扎魯特旗任旗長。這個旗曾經是接受安置知識青年最多的旗縣之一。來到之后不長時間,在1998年7月,當年下鄉到這里的北京知識青年發來函,他們將組織幾十人的隊伍重返第二故鄉。這是我第一次感受他們割不斷的草原情懷。對此,旗委、政府十分重視,專門召開會議進行研究部署。因為特大洪水的襲擊,造成道路橋梁的毀壞,他們來到通遼之后就被阻斷了前進的道路。洪水過后,在全旗人民奮力抗災救災的緊要關頭,他們再度來到扎魯特旗援助故鄉的人民抗災救災。10月份,他們在齊煜珊等人的帶領下,帶著全體北京知識青年的心愿來到扎魯特旗。當時,由我出面代表旗委、政府負責接待他們。我和他們一起舉行座談會、宴會,共同交流近年來扎魯特旗的發展變化和他們自身發展情況。從言談舉止以及對往事的回憶可以看出,他們對第二故鄉是那樣的深愛。當年住在誰家、房子是啥樣的,房東的大爺大娘和家人的形象,生活中的點點滴滴描述的是那樣的惟妙惟肖,說到動情處掩飾不住內心的激動淚落如雨。這淚水或是對青春歲月付出的放歌,或是對曾經給他們燒過炕做過飯老房東的感恩,或是對千里草原千里路追蹤的回味,或是對新農村新人生的苦苦思索……。幾天的故鄉回訪,使他們感受了很多近年來都市生活未曾有過的愜意和震撼。一方面,藍天、白云,綠草、牛羊,農田、谷禾以及發生了歷史性變化的鄉村牧場都使他們心曠神怡,而另一方面高樓大廈、立交橋、現代化教學設施齊全的都市與平房、土路、鄉村學校的對比反差使他們思考著許多。他們決定募集資金獻給第二故鄉建一所學校。后來,我和旗人大主任色音巴雅爾同志專程去北京拜訪王文彥(北京市地稅局副局長)、范亭亭等同志。他們共捐獻120萬元,加上旗里撥付的一部分資金,于2001年建起了扎魯特旗蒙二中教學樓,北京知青的光輝形象永遠展現在扎魯特草原上。

2008年,當年在哲盟下鄉的天津知青重返第二故鄉

在這次活動中,我偶然得知北京知青還有留在當地農村的。是感情的驅使,我曾帶領有關部門負責同志專程到香山鄉永樂村探訪過北京知青張玲玲同志。她是1968年8月,從北京來到扎魯特旗香山公社永樂大隊的下鄉知青。經過幾年的勞動鍛煉,與本村青年梁國富戀愛結婚,婚后生育兩個孩子。兒子回到北京上學,女兒在本旗黃花山鎮。我當時見到她時,看上去就是地地道道的當地人,生活方式已和當地人沒有任何的不同。像她這樣留在當地的知識青年為數不多,他們中的大多數都是與當地青年戀愛結婚生育子女的。她們不說有什么困難,快樂地生活著。但是我覺得她們克服了比別人更多的困難,承擔了更多的責任。留在當地的知識青年在科研教學辦企業等方面取得了成就,有的還擔任了重要的領導職務。他們的愛情、他們的事業在科爾沁草原。他們的精神、勞動更應該得到人們和社會的理解、尊重。這些個體的不同情況說明,知識青年雖然來自同一個城市,由于每一個人的家境不同,成長的環境不同,接受的教育程度不同,因而在個人的成長道路上所走過的路徑不同。

2001年的“五一”期間,北京知識青年齊煜珊又帶著在四川大學讀書的女兒來到扎魯特旗香山鄉五道井子村住了三天。她對我們說,“我對這里有說不出的感情,把孩子帶來是想讓她感受父輩們當年的生活,體驗一下父母曾經走過的人生旅途,了解中國農村的現狀,以增強社會責任感。”這割不斷的草原情,是一個母親送給女兒的最好禮物。

2006年8月,天津市政協副主席曹秀榮帶領考察團來通遼市考察期間,重返她當年插隊的科左中旗寶龍山鎮王家套布嘎查

斗轉星移,當年的知識青年不論他們現在職務有多高,貢獻有多大,年齡有多大,三十多年之后,老鄉見到他們時,還是那么親切地稱呼他們“知識青年”。不論后來每個人的情況發生了怎樣的變化,這一段生活中的苦與樂、悲與喜在他們的心里留下了終生不忘的深深烙印。2006年8月11日至12日,天津市政協副主席曹秀榮帶領天津市政協有關同志和一些企業家來到通遼市考察,考察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到她曾經下鄉的科左中旗寶龍山鎮王家套布嘎查回訪故地和鄉親。市政協派我陪同考察,這也是知青情結的巧合吧。我聽說她曾是這里的知識青年時,敬仰之情從內心升起。一路陪同一路暢談,一件件往事的敘述中都流淌著曹秀榮同志對人生、對未來的深深思索。聽說曹秀榮和知識青年要回來,嘎查的老鄉們把行車的路修得好好的,馬頭琴大師齊寶力高捐資建設的小學兩間教室里坐滿了旗、鎮和嘎查的干部群眾,黑板上寫著“熱烈歡迎曹秀榮主席回家”。大家圍坐在一起,暢談著當年的情景,談論著今天的變化,勾畫著明天的生活畫卷。座談會后曹秀榮同志把帶來的禮物一一送給鄉親,又和鄉親們一起照相。當汽車駛出嘎查時,在車上她又提起當年知識青年住的老房子。我問:“是不是回去看一下。”她說:“我非常想看看老房子還在不在。”于是,我們又掉轉車頭回到當年的老房址。鄉親們告訴她,過去的房子拆掉了,這是在原址上新蓋的房子。曹秀榮同志走走看看,然后說:“在這里照張相吧,這里是我們的家。”一路上,曹秀榮同志特別的高興,興致勃勃地講起了知青歲月的往事。剛來時,她們聽不懂蒙語,老鄉們又聽不懂她們的天津話。為了和老鄉們交流思想,他們開始學蒙古語會話,最后達到用蒙語唱歌的程度。在寶龍山鎮午餐時,曹秀榮同志還用蒙語和大家一起唱起當時流行的歌曲《毛主席,我們心中的紅太陽》。她還說,當地蒙古族老鄉不吃狗肉,他們把狗殺了之后,我們拿來吃,好肉炒菜吃,筋頭巴腦的用來做餡吃,這也是改善生活的一種方式。生產隊栽了一片蘋果樹,開完花之后卻不結果。后來,她們找來了一些科普小冊子學習,原來是沒有授上粉的原因。第二年,她們用紗布做個小布帶給果樹授粉獲得了成功。長春電影制片廠為此而拍攝了新聞記錄片。在返回通遼的路上,她曾幾次停下車,在這生活耕耘收獲的田野草原上照相。一次照相時,腳下有一堆牛糞,工作人員示意換個地方,她說:“不用,當年我們就是撿牛糞當柴燒啊!”凝視那熟悉的草原、牛群羊群、玉米、葵花……,仰望那蔚藍的天空飄蕩著白云,我猜想她的思緒跨越了十年、二十年,跨越了世紀時空,插上青春的翅膀飛翔。2008年11月8日,曹秀榮再度回到科爾沁草原,同知青們一起參加在西遼河畔舉行的《知青歲月》大型雕塑奠基儀式。在回憶那難忘的往事時,她也難以抑制激動的心情淚灑故地。這淚水是回顧青春,是思索人生,是放歌理想,是訴說一代人的故事……

(2011年3月修改于通遼)

* 王寶湖,蒙古族,中共黨員、在職研究生畢業,現任通遼市政協副主席、黨組副書記。先后擔任過通遼師院教師、中共哲里木盟委宣傳部科長、哲里木盟委副秘書長兼盟史志辦主任、扎魯特旗旗長,通遼市人大常委會秘書長兼辦公廳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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